科技倫理的學科建構與能力培養

  如何順應科技時代的要求，依據科技倫理的獨特屬性，遵循學科建設的內在規律，建立和完善科技倫理的學科體系和能力培養體系，是目前科技倫理治理中迫在眉睫的任務。

 

科技倫理學科建構的三個步驟

 

  倫理學是關于道德的學問。如果說傳統倫理學旨在建構一個穩固的道德大廈，那么，科技倫理則是搭建一個可移動的“帳篷”，不斷探索前進。搭建科技倫理的“帳篷”需要三個步驟。

  第一，從問題出發。理論倫理學解決實踐問題的思路是從設定好的道德原則出發，運用演繹的推理方式，提出解決現實道德問題的一攬子方案。科技倫理的思路是倒過來的——正因為我們遇到了傳統倫理學無法應對的科技倫理難題，才產生了以解決道德難題為使命的科技倫理。傳統倫理致力于建構一個穩固的道德知識大廈，而科技倫理努力提供給人們摸索中前進的拐杖和謹慎行動的指南針，或是臨時搭建一個遮風擋雨的倫理“帳篷”。 

  第二，定義與規范。科技倫理要解決的問題大多是道德難題。一是規范性難題。科技時代出現了處于傳統倫理學視野之外的、具有嶄新性質的活動領域和利益關系，因此出現很多道德盲點，需要我們確立科技向善的理念，守住不作惡的道德邊界，并根據科技活動的性質制定可操作的道德指南。二是元倫理難題。道德難題之難還表現在很多道德概念缺乏定義，如道德地位。道德地位是科技倫理的核心范疇，涉及生命倫理中如何對待胚胎、生態倫理中如何對待動物及其他非生命存在、人工智能倫理中如何對待通用機器人的問題，但迄今為止仍缺乏有共識的定義。

  第三，綜合與跨界。科技時代的科技活動不再具有單一的科技屬性，而是包含科技、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各種要素。因此，科技倫理需要處理科技、經濟、政治各種價值的沖突和排序問題，并在價值排序和選擇中呈現科技向善的道德指向。由此，科技倫理具有倫理上的綜合性和學科上的交叉性。綜合性，是指科技倫理不再是單純的科技倫理，也是經濟倫理、政治倫理等；交叉性，是指科技倫理不再屬于哲學的二級學科倫理學的一個方向，而是跨域人文社會科學與理工農醫等自然科學的交叉性學科。

 

科技倫理學術研究的三個“回歸”

 

  第一，回歸生活。科技倫理無疑是這個時代的顯學，問題在于科技倫理研究成果的數量與對社會的貢獻度不成正比。這是因為科技倫理更多地停留在自我建構層面，既無法為科技時代的道德問題提供理論洞見，也無法給解決科技時代的道德難題提供實踐方案，更談不上給國家和社會的科技倫理治理提供有效建議。這種科技倫理理論與現實脫節的局面必須得到改變，所以有必要主張科技倫理的生活轉向。科技倫理不要求生活實際適應理論，而要求理論適應生活實際。科技倫理的目的不是構建一個精致而嚴密的理論體系，而是把對理論的反思、批判和建構當成應付生活實踐問題的工具。由此，科技倫理的生活轉向意味著要從現實的生活主體出發，從生活實踐出發，從特定道德問題情境出發，以現實生活中的道德困惑為契機，以科技帶來美好生活為最終目的，尋求不確定性生活中的道德確定性。

  第二，回歸時代。科技倫理是以解決科技時代的道德問題為宗旨的當代倫理形態，時代性是其內在屬性，按道理不存在時代轉向的問題。但檢討當下的科技倫理研究范式，卻存在著去時代化的隱憂。一是考古式研究，這是一種從傳統理論概念譜系和思想史線索中尋求解決方案的緣木求魚式的研究；二是趨時性研究，這是求時髦的研究，熱衷于追逐熱點、捏造概念、追求新異，從而把科技倫理變成空洞的話語狂歡；三是科幻性研究，這是一種科幻式的架空研究，這種無法科學判斷的“遠未來”景象可能適合形而上學的思辨，但不應成為科技倫理的問題。這三種類型研究無疑遮蔽了科技倫理的時代性。因此，回歸時代是科技倫理研究的內在要求。科技倫理要通過回答時代問題，引領時代發展，實現科技倫理的時代轉向。如果說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那么科技倫理正是在解決內生性問題、基礎性問題和緊迫性時代問題的過程中，體現出科技倫理為時代精神精華的意義。

  第三，回歸中國。科技可以沒有國界，但倫理有。倫理是一個民族或共同體的精神生命，其內在思維方式和核心價值觀是區別不同文化共同體的根本特征。在這個意義上，科技倫理必然有國別或民族之分，有所謂的中國科技倫理與西方科技倫理之別，我們的科技倫理自然是中國科技倫理。當下很多科技倫理研究不自覺地具有某種西方化傾向，基于此，我們提出科技倫理要回歸中國。一是要反思、批判和創造性地運用西方科技倫理的概念范疇、理論體系和邏輯框架，警惕背后的西方中心主義，確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二是要有中國社會的問題意識，而不是圍繞西方學者設定的問題進行研究，如非人類中心主義、機器人的道德地位、動物的權利等。科技倫理是以問題為中心、以線索鋪展開來的研究，其中有些問題是全球性問題，有些問題是地方性問題，有些問題具有全球和地方糅合的性質。就中國社會而言，地域、階層及發展階段的差異聚合一身，科技發展所帶來的問題也呈現出交錯的復雜局面，我們必須要有自己的問題意識。三是提出本土化的有效解決方案，這是科技倫理作為“民族/國家”范式意義上的倫理實踐的必然產物。

 

科技倫理教育培訓的三個“學會”

 

  第一，學會求知。科技倫理回答的問題是非常復雜的，既涉及道德價值，也涉及行為事實，這是單憑道德常識和科學知識難以回答的。無論是倫理學專家還是其他專業人士，只要成為科技活動的道德判斷者和決策者，就需要具有三種能力。一是倫理學專門知識，即關于道德范疇的定義和道德推理的有效性證明的專業知識。二是跨學科“打通”各個知識門類的能力，關鍵在于科技與人文的統合思考能力。一方面，倫理學家需要了解所涉及的活動領域的專業知識；另一方面，其他專業人士也有必要了解倫理學及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三是要有人文素養，其根本是終極關懷。新興科技的一個最大特點是返身性，無論是生命科學技術還是人工智能，或能源技術，都深刻而全面地影響和改造人的存在本身，這就必然要求科技倫理在破除科技崇拜的同時，追問有關人的存在及其意義的根本性問題，這是一種關于人的命運的終極性思考。

  第二，學會做事。新興科技活動具有前所未有的復雜性質，從事新興科技活動及相關事宜需要更高的道德要求。一是要有識別具體情境中道德問題的敏感性。科技活動的性質發生了顛覆性變化，出現很多道德盲點，這就需要道德敏感性，道德敏感性是面對一個錯綜復雜的事件時從中看到道德問題的能力。二是要有預測行動后果的道德想象力。新興科技的行為目的與后果之間具有不可歸因的復雜關系，科技活動的鏈條夠長、影響夠遠、后果夠嚴重，這就要求有道德想象力，否則難以實現科技倫理的預測和預防功能。三是要有共同責任意識。科技活動不僅是一種個體活動，而且往往是一種集體活動，責任的產生常常是一個連環式過程，責任主體很可能是一個“連環鏈”，由此，責任承擔的形式也只能是一種“普遍連帶”的責任形式。換句話說，某個或某幾個技術責任主體對特定技術責任的承載，并不必然導致其他主體對這一責任的豁免，這就需要樹立共同責任意識。

  第三，學會生活。科技改變生活，使生活變得更好，這是科技倫理的初心。要實現這個初心，一是要回答好自我倫理問題。好生活的前提是這個生活是“我”的生活，如果一種好生活是他人認為的和強加的，那也只是別人的好生活。但這個前提卻受到了新興科技的挑戰，如腦機接口技術就可能動搖自我同一性。可見，科技倫理把自我同一看作一個具有前提意義的倫理命題。二是要合理利用科技手段改善生活。好生活必然是基本成功的生活，一個充滿挫敗感的生活很難成為好生活。要獲得成功，就要合理地確立目的、選擇手段。這個“合理”可以是技術層面的，也可以是規范層面的。前者在科技時代大大擴展了，如古代長生不老是不可能的，既不是合理的目的，也缺乏合理的技術，但現代生命科技和數字科技卻在嚴肅地討論長生不老的可能性。但“可能”不等于“應當”，長生不老在技術上是可能的，不一定在道德上就是應當的，道德考量包含了更多人的、更多方面的、更長遠的利益考量，這是需要倫理覺悟的。三是超越科技崇拜，在自我超越中尋求生活的意義。好生活是有意義的生活，而科技本身無法解決人生的意義問題。■

（作者系山西大學特聘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記者高雅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