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院院士湯定元是我國半導體學科的創始人之一，也是我國紅外學科的奠基者，為發展我國半導體光電子學，特別是紅外光電子科技作出了突出貢獻。
“我覺得我們做科學的人，不但應當做基礎研究，更應當做應用研究，甚至生產都應當涉足。科學上取得成就，最重要的是對它的熱愛以及長期堅忍不拔的探索精神、勤于觀察和搜集材料的能力。”湯定元是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
為祖國作貢獻
湯定元在美國求學期間，發現了高壓下金屬鈰的化學鍵改變。此發現被收錄在諾貝爾獎獲得者鮑林的名著《化學鍵的本質》中。此后，他發明了金剛石高壓容器，并將其用于高壓物理研究，成為高壓物理研究史上的一項重要進展。
除上述兩項頗有影響的成果之外，湯定元還熱衷于探索性工作，包括金屬銫的高壓相變、溴化銀的蠕變研究、高壓下的硅性質研究。
新中國成立后，身在美國的湯定元經過兩個多月的反復斟酌，決定放棄博士學位，盡早回國。道別時，老師同學都勸他不要離開，但湯定元回國的意愿急切而堅定，一心要為振興中華貢獻綿薄之力。
此后的歲月里，每當被問及為何堅決選擇回國時，湯定元自始至終只有一個回答：“為祖國作貢獻。”
創新紅外科技
回國后，湯定元將半導體光學和光電現象作為研究方向。他先在中國科學院應用物理研究所（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前身）工作，其間領導的項目組在國內最早開展了硫化鉛紅外探測器研究工作，這是我國紅外技術領域早期具有開創意義的工作。
湯定元主張科學研究要基于國家實際，要面向國家的現實需求；認為中國科學院不僅要做機制研究，也要承擔產品的試制甚至生產任務。
1958年，湯定元寫信給國防科委領導，強調紅外技術對于國防建設的重要性，建議在紅外研究領域注重紅外探測器等器件的研究。這是促使我國重視紅外技術的“第一封信”，紅外技術的研究任務由此被正式提出。
隨后，湯定元從雜志上了解到，紅外技術在當時的美國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而國內正處于經濟困難時期，大部分研究工作停滯。他對這種情況十分憂慮，于是以高度的責任感于1960年12月再次致信。
在涉及紅外技術的“第二封信”中，他寫道：“紅外技術研究是大有發展前途的，不能讓它中斷，但也不能搞‘一窩蜂’，要聚散為整，集中全國的科研力量進行攻關。”不久后，領導就派人找湯定元談話，表示會盡量解決困難。
這封信的意義不止于此，它還間接促成了1964年初發生的、被認為是我國紅外技術發展史上重要里程碑的戰略性調整事件——中國科學院決定將昆明物理研究所及上海技術物理研究所轉為紅外技術研究專業所，同時將北京物理研究所和半導體研究所紅外方面的工作分別調整到這兩個所。
1964年5月，湯定元按照中國科學院黨組安排來到上海，肩負起把上海技術物理研究所（以下簡稱上海技物所）建設發展成為紅外技術專業研究所的重任。
湯定元基于當時的國情、所情及紅外技術自身發展特點，提出“研制任務帶動學科發展”的思路。同時，他還提出了四點主張，即紅外探測器是發展紅外技術的關鍵；紅外技術發展中的專用元器件和材料研究，要在研究所內自行研制；開展一些高要求、高水平的紅外系統研究，以促進元部件性能的提高和實用化；應重視紅外技術的基礎研究工作。這一高瞻遠矚、科學合理的發展思路很快在實踐中得到了印證與肯定。
1965年，湯定元寫了“第三封信”，希望上海技物所能承擔外國某戰斗機同類型紅外雷達的研制任務，表明了對研究所紅外技術研究的信心與決心。
這封信再一次得到了上級的支持與鼓勵。在之后召開的會議上，紅外雷達研制任務被分配給上海技物所，湯定元親自參加機載紅外搜索跟蹤系統的分析與測試工作。
上世紀80年代初，湯定元邀請一位美籍華人物理學家來研究所講學，這位物理學家了解研究所的工作之后對湯定元說：“美國目前一些研究所也時興你們這樣的結構，按出成果的需要組織全所研究工作。”從此，“研制任務帶動學科發展”的思路貫穿于上海技物所的發展歷史，也體現在我國紅外技術發展歷程中。
湯定元80歲生日時，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為他題詞：“貢獻畢生精力，創新紅外科技。”這是作為我國半導體光電器件開拓者和紅外技術開創者的湯定元一生的真實寫照。
培土育人 芝蘭滿室
湯定元培養了許多學生，其中不乏中國科學院院士和中國工程院院士。湯定元曾5次獲得中國科學院優秀導師獎。
湯定元在科學研究和培養年輕人成才的過程中秉持格物致知、學以致用的理念，非常注重討論和啟發式教學，主張要為科學家的成長營造一個寬松的研究環境，不要急于求成，而要“養”科學家。
同時，他教導學生將個人成長和事業成功同祖國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他曾這樣勉勵一位即將赴德國進行博士后研究的學生：“此番德國之行，一是要多為國家作貢獻，二是銘記出國的目的是要更深入地做好研究工作。”
湯定元不僅對自己的研究生悉心培養，對遇到的其他年輕人也不遺余力進行指導。初來上海技物所時，他發現相當多研究人員對紅外技術不太了解，于是便為大家講授紅外技術物理基礎課，每周一次，連續講授了半年多。他還曾為分配到研究所的大批工農兵大學生開設物理基礎課程和半導體專業課程，并從中發現了一些可造之才。
建言獻策 科普惠民
湯定元面對問題敢于直言和針砭時弊。1981年，他發表文章指出當時科技規劃和科學管理中存在的系列問題。
1982年，他在《科學研究必須講科學道德》一文中指出，研究所要出成果和出人才，需要有良好的組織管理，需要一套能防止或解決共事者之間矛盾的行為規范，即所謂科學道德規范。
1986年，他給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寫信，強調基礎研究的重要性，指出領導要真正了解科學與工農業生產的關系、了解基礎研究的作用，把科研經費花在刀刃上。
1998年10月，他在題為《我國紅外技術發展的回顧》的特邀報告中提出，因紅外技術的特殊性，要處理好交流合作與保密之間的關系，必須有一個真正能了解和協調全國紅外技術力量、公正處理各種關系的領導中心，希望國防科工委能擔負起這一領導中心責任。
此外，湯定元還在交叉學科與科普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74年，他收集并編譯出版了《紅外技術在氣象衛星中的應用》，成為我國把氣象衛星研制與紅外技術聯系在一起的第一人，為我國之后50多年的衛星載荷技術發展和布局奠定了基礎。對于科學普及，他認為把科學成就告訴普通老百姓是科學家應盡的責任，他發表的科普文章雖然數量不多，但影響很大。
淡泊名利 甘于奉獻
湯定元為他熱愛的科學事業嘔心瀝血，取得了諸多成就，也獲得了諸多榮譽和獎勵。對待榮譽和獎勵，他只覺得自己做了一直想做和應該做的事情，成績只是對之前工作的小結而已。
2002年10月，湯定元獲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和20萬港元獎金。那時，他的兒子正為買房準備貸款，但他沒有把這筆獎金留給家人，而是在家人的支持下將款項如數捐贈給母校——華羅庚中學，并入華羅庚獎學金。相比于自己的“小家”，他想到的是更需要這筆錢的“大家”，是那些與他一樣一心求知向上的“寒門”學生。
捐款消息傳播開來，大家無不為之感動，湯定元卻很平靜。事實上，這不是他第一次為教育事業捐款，此前他不僅多次為“希望工程”捐款，還為我國西部地區捐贈了一個“希望書庫”。
湯定元對于科學研究、育人和科普充滿了炙熱的愛，他樂于投入其中，但對于名利光環卻看得很淡。這正是他“勇于奉獻、安于平凡”人生觀的最好體現。■
（作者單位：中國科學院上海技術物理研究所）
《科學新聞》 (科學新聞2024年10月刊 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