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主義的呼喚

  “我目前沒有被起訴以及其他刑事或民事指控……”在讀到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研究生獎學金年度續期表格上的聲明時，我突然感到自己站在了十字路口。3個月前，我被指控犯有盜竊罪——表格上列出的罪行之一——因為動物權利活動。我相信我的行為是合法的，不是盜竊，希望陪審團能同意我的觀點。但在反復思考中，我害怕失去獎學金，害怕進監獄。我從不懷疑自己做了正確的事。然而，我現在面臨的處境是，行動主義可能會危及我的研究事業。

  我的博士生涯一直很順利。我喜歡自己的工作——分析患有嚴重遺傳性免疫缺陷的兒童的基因組。然而，研究往往是單調乏味的，我很少覺得自己產生了多大的影響。我被迫尋找另一種方式做出切實的改變。于是我加入了一個小組，計劃對全國最大的養豬場之一開展秘密調查。所有行動主義都伴隨著風險，但這項工作相對安全——確定該農場是否履行了逐步淘汰不人道的妊娠箱的承諾。該組織成員包括兩名律師，大多數參與類似行動的人從未受到起訴或者指控很快就被撤銷了。

  在工廠里，我們發現妊娠箱仍被使用著。我們還目睹了廣泛的腹瀉病、未經處理的傷口以及仔豬的高死亡率。我能聞到空氣中彌漫的氨水味，聽到豬用頭撞金屬欄桿的聲音，這是一種典型的壓力行為。我們在網上記錄了調查過程，獲得了全國媒體的報道。我們還救了兩只生病的小豬，并把它們送到了醫院。當該機構最終宣布將大幅減少運營時，我希望有一天自己的研究也能產生同樣的影響力。

  一年后，我和合作的調查人員因救援行動被指控犯有二級盜竊和入室盜竊罪。如果被判有罪，我們將面臨幾十年的牢獄之災。

  我的博士同學都很支持我，有些人甚至鼓勵我。我的項目協調人并不擔心，導師也提供了幫助。沒有人愿意失去學生，尤其是去坐牢。我不愿意尋求支持，也不愿意把我的情況告訴其他教師，因為擔心我的行動主義會讓自己看起來對研究不那么認真。

  失去獎學金的可能性在資格考試和準備庭審的煎熬中接踵而至，壓力變得難以承受，而且我害怕坐牢。所以，我接受了認罪協議，盡管我相信自己的行為是正當的。在法律的推動下，律師為我的兩項入室行竊罪名進行辯護——與盜竊罪不同，這項罪名不在NSF的禁忌清單上。我松了一口氣，準備繼續自己的研究。我沒有放棄行動主義，而是追求風險更低的行動，包括社區建設和動物護理，甚至從工廠化農場領養了一些雞。

  最終，我的兩名共同被告上了法庭，我作為證人出庭作證。高風險讓人神經緊張——如果我搞砸了，朋友們就會進監獄——然而，這段經歷也是一種宣泄。陪審團認為他們無罪，認為仔豬病得如此嚴重，它們對公司的價值實際上是負的。這是農場動物福利領域一個具有分水嶺意義的案件，我作出的貢獻就像發表論文一樣令人滿意。

  我現在是一名博士后研究員，研究保護遺傳學。我相信，從長遠來看我的研究會產生積極的影響，但很多時候我還是覺得很乏味。相比之下，行動主義的吸引力是不變的，每次我讀到新聞或朋友告訴我他們與法律體系的沖突時，這種吸引力就會被重新點燃。有時它奏效了，但有時后果需要自己承擔。但是，就像在科學領域一樣，難得的成功讓一切都值得。■

 

Andrew Sharo是加州大學圣克魯斯分校國家科學基金會的博士后研究員。

DOI: 10.1126/science.zue6rbq

鳴謝：原文由美國科學促進會（www.aaas.org）發布在2024年1月4日《科學》雜志。本文由中國科學報社翻譯，官方英文版請見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i-was-charged-felony-during-my-ph-d-i-m-proud-my-activ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