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30日，星期一。
意大利神經科學家Elena Cattaneo像往常一樣，在自己的實驗室里工作。這一天她的助理告訴她，一位名叫Franco Fiorini的會計師贈予她150萬歐元的遺產，以支持其科研活動。
起初，Cattaneo認為這是個騙局，因為她從未見過、也從未聽說過Franco Fiorini這個名字。直到收到這筆捐助時，她才相信這不是個惡作劇。
64歲的會計師Franco Fiorini于今年5月21日去世。在簡短的遺囑中，他只手寫了一句話：把所有資產轉給Elena Cattaneo，讓她用在科研里她覺得合適的地方。這份遺囑于6月21日正式公布。
斯人已逝。很難理解是什么讓Fiorini決定將所有的財產捐助給Cattaneo。但是，據他的好友兼律師Paolo Ghedini介紹，Fiorini“熱愛閱讀，經常與我談論歷史、醫學和政治等話題”。
可能是閱讀讓Fiorini知道了她。Cattaneo常常因科學活動在媒體上現身。不僅如此，作為意大利參議院終身參議員，她也屢次為政府的科學決策建言。
當時，她曾對政府撥款透明度和一個耗資15億歐元的生物醫學和營養研究中心計劃表示不滿，并抱怨大量資金不應該集中在單一項目上，尤其是在意大利科研界作為一個整體已連續多年缺乏資助時。
對于Fiorini這次捐助的原因，Cattaneo永遠也無法確定。也許這正如帕多瓦大學CNR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Tullio Pozzan曾經指出的那樣，“這體現了宣傳科研的重要性”，是科學傳播的勝利。
將時間的指針劃撥到七年前。那是一個反對干細胞新療法的“七年抗戰”的故事。
“躲貓貓”的干細胞新療法
位于意大利都靈市的非營利性基金會Stamina Foundation自2009年創立以來，便開始向絕癥患者推銷一種干細胞新療法。
這種新療法是一種基于骨髓干細胞的治療手段。據Stamina基金會負責人Davide Vannoni宣稱，其已找到改變患者間充質干細胞的方法，將來自骨髓的間充質干細胞轉化為新神經細胞，再利用這些細胞治療神經退行性疾病。
Vannoni還表示，早在2004年，他已利用此療法在俄羅斯成功治療了一個由病毒引發的面癱的病例。不僅如此，他甚至指出，Stamina基金會已經治療了80個左右患有帕金森病、阿爾茨海默癥、肌肉萎縮癥、脊髓性肌萎縮等疾病的患者。
對于那些身患絕癥的患者而言，這無疑是個“天大”的好消息。Vannoni因此開始名聲大噪。
然而實際上卻絲毫沒有證據可以支持Vannoni所說的這些臨床療效，他也從未公開治療的詳細資料。而且Vannoni既不是醫生，也不是醫學研究者，更沒有接受過成為科學家或內科醫生的培訓，最重要的是，他從未發表過經同行評議的論文。這樣的身份著實令人生疑。
在Cattaneo看來，干細胞新療法根本“不是科學，也不是醫學，而是煉金術”。
2007年，歐盟曾經有一項法規，要求干細胞治療必須要遵循安全性和有效性原則。因此在任何一個國家，那些提供尚未獲得證實的干細胞療法的診所，自然要和衛生監管部門玩起“躲貓貓”的游戲。Vannoni也不例外。
Vannoni的實驗室曾幾經搬遷。在一篇評論文章中，Cattaneo曾一針見血地指出，Vannoni的實驗室之所以四處搬家，“說明Vannoni希望在一個管理不那么嚴格的地方工作”。
果不其然。2012年5月，一個來自意大利藥品局（AIFA）、國際空間站（ISS）以及國家衛生部研究所組成的代表團參觀Vannoni的實驗室，發現該實驗室無法保證準備無污染的干細胞，檢查員也沒有發現系統化的方法或者擬定計劃。他表示：“看到了如此混亂的情況，我就知道其實驗中并沒有正式的方法。”
乘虛而入 曇花一現
為了保護患者的權益，意大利藥品局隨即關閉了Vannoni的實驗室，并禁止其繼續為患者提供“治療”。
沒想到此舉卻惹惱了將干細胞新療法視為最后希望的患者。他們在Stamina基金會的召集下集體抗議，并多次舉行示威游行。
據帕維亞大學從事科學與法律研究的Amedeo Santosuosso教授介紹，在意大利，未經證實的療法可在“將死之人”無其他選擇的緊急情況下酌情使用，且國家衛生服務系統會免費提供這種治療。
法律規定，衛生行政部門有批準這種治療的權利，但某些條款還不是很明確。而條款的模糊不清，卻為Stamina基金會提供了“可乘之機”。
不久，患者及其家屬開始訴諸法律，以期繼續酌情使用這種治療。患者求助的500家法院中的大部分得出結論，接受治療服務是病人的權利，醫療衛生必須提供這種服務，且在某些情況下，Vannoni的實驗室可以再次提供細胞治療。
2013年3月，迫于來自患者的巨大壓力，意大利時任衛生部部長Renato Balduzzi對該療法表示支持并提出法案解決爭端，支持在32個身患絕癥的病人身上繼續進行干細胞治療，這其中大部分是兒童。
這還沒有結束。5月22日，意大利參議院投票通過一項眾議院已批準的新法案——向Stamina基金會的臨床治療試驗撥款300萬歐元。同時，該基金會將繼續治療在布雷西亞一家醫院接受有爭議療法的12位病人。
看上去，在這場紛爭中，Vannoni似乎獲勝了。
揭竿而起 捍衛科學
面對這樣的結果，科學家們實在忍無可忍。
Vannoni及其Stamina基金會自稱已找到干細胞新療法，但卻又不肯公布具體的技術細節。憑著本能和敏銳，科學家們一致認為這有問題。
為此，Cattaneo、羅馬智慧大學生物倫理學家Gilberto Corbellini及其他研究人員（特別是干細胞專家Paolo Bianco和Michele De Luca）開始為捍衛科學而戰。
他們一方面提醒患者、政客和媒體密切注意干細胞新療法缺乏管理先例和科學原理，與酌情使用標準不符；另一方面開始著手調查Stamina基金。Cattaneo等人發現，標榜為私有慈善組織的基金會，其地址竟是一個商業公司，“它曾因膳食補充劑誤導性廣告而被罰款”。
發現還遠不止這些。科學家們還發現，Vannoni試圖游說政府官員和國會成員，以批準豁免其操作的管理監督，并試圖使國民健康計劃覆蓋未經檢驗的協議。
與此同時，科學家們開始收集該療法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的證據。Cattaneo等人發現，Stamina基金會的專利申請遭到了駁回，因為美國專利局認為其缺乏特異性，并指出在其敘述的條件下，收集到的細胞被誘導成特定類型細胞的可能性不大。
在收集證據的過程中，Vannoni造假的證據也慢慢浮出水面。據《自然》雜志調查顯示，2010年的這份專利申請中所顯示的顯微照片與2003年一個俄羅斯和烏克蘭的研究團隊發表的論文中的圖片一致。
如此經不起推敲的專利申請，并沒有讓Vannoni及其Stamina基金會受挫。于是，科學家們開始向政府求助。為了獲得政府的支持，Cattaneo等人為能接觸到的每位政客準備了長達40頁的資料，立法機構為Stamina基金會的支持者和反對者舉行了聽證會。
政府資助的意大利臨床實驗本應于2013年7月1日開始，但由于Vannoni三次拖延向相關委員會上交解釋其方法的承諾書而延期。然而，拖延終究不能解決問題。
在臨床試驗的要求下，Vannoni只得拿出自己制備細胞的方法。很快，由政府任命的科學委員會發現，該方法評估細胞特性的技術存在缺陷，并缺乏對病原體的基本掃描。此外，對Stamina基金會收集到的冷凍細胞的早期分析只發現了血細胞，沒有發現神經細胞。
2013年8月，Cattaneo被任命為參議院終身參議員。這一及時的任命不僅是意大利政府加強科學力量努力的一部分，更為科學家們捍衛科學壯大了實力。Cattaneo到任的第一件事便是推動參議院調查Stamina基金會。很快，政府收集到了一些關鍵證據。
劇情就這樣出乎意料地反轉了。2013年10月，計劃試驗被取消。兩個月后，意大利衛生部宣布，參與該基金會治療的36位患者的情況并沒有改善。
與此同時，另一家法庭規定，該委員會成員曾在公開場合反對Stamina基金會，因此結果存在偏見，并要求召集另一個委員會重新檢查相關協議。就這樣，對Stamina基金會的調查又持續了近半年。不過，結果仍然沒有改變——干細胞新療法根本無效。
在經歷了為期4年的調查后，2014年4月，Vannoni被意大利檢方以欺詐公款罪提起公訴。在起訴書中，Vannoni被描述成犯罪組織頭目，稱他從2006年起欺詐了數千名患者：通過提供危險的未經批準的療法獲得金錢。
罪與罰
七年抗戰，Vannoni由名聲大噪變成了聲名狼藉。
2014年的這份起訴書中指出，Vannoni每次治療費高達4.8萬歐元，并且儲存細胞提取物的費用為每年1萬歐元；而其治療讓患者處于極大的風險中，包括感染風險、大出血、脊椎損傷、癌癥以及局部缺血。起訴書中還強調，患者“被當成了小白鼠”。
除了Vannoni獲罪，意大利檢方還指控了其他19人，其中包括內科醫生、倫理委員會成員、允許Vannoni治療患者的3所公立醫院的主管、一家藥企的老板、兩位外國科學家，以及意大利藥物局研究和臨床試驗部門主管。
2014年5月28日，歐洲人權法庭裁決表示，患者沒有權力接受沒有科學證據的治療。Cattaneo等人終于感受到了一絲勝利的喜悅。
捷報不斷。時隔3個月，意大利都靈法院判決Stamina基金會必須停止一切“治療”，并收繳了他們的一切設備。
2015年3月，Vannoni被指控犯有同其治療方法（已被意大利衛生部宣告為危險）相關的密謀和欺詐罪，被判入獄22個月。
回顧這場硝煙彌漫的戰爭，盡管多次受到恐嚇信，屢遭辱罵，郵件和服務器被黑客攻擊��Cattaneo等人仍然感到付出的“這一切都是值得的”。2014年，Cattaneo、Bianco和De Luca 榮獲了國際干細胞研究學會（ISSCR）的公共服務獎。
不過，科學家們并沒有就此感到輕松，他們仍在積極呼吁所有科學家堅持科學方法，“科學依賴于公共部門，并應該致力于公共利益，我們有義務為這些而奮斗”。■